南方日報專訪陳云賢：有為政府+有效市場=成熟市場經濟
習近平總書記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審議時指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核心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的重要論述在會場內外引發了熱議。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論述高屋建瓴，一針見血，指導性和針對性十分強。從經濟學理論來看，在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體系中，理想的狀態應是‘強政府’與‘強市場’的雙強運行機制，這種機制有利于實現區域資源的最優配置，應該是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努力方向。”廣東省政府黨組成員、北京大學客座教授陳云賢博士在接受南方日報專訪時表示。
去年底，陳云賢和廣東省財經大學教授顧文靜合著的《中觀經濟學——對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創新與發展》一書正式出版，該書因聚焦現代市場經濟體系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并創造性地將政府作為市場經濟中的競爭主體之一而引發學界關注。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表示，《中觀經濟學》一書把區域經濟發展經驗上升為中觀經濟理論層面，是經濟學領域的一項有見地的理論成果。
“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作為一名經濟管理工作的實踐者和經濟學理論工作者，我倍感振奮，結合《中觀經濟學》的研究所得，就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談點個人粗淺的看法，更多是作一種經濟學理論上的探討。”陳云賢表示。
談政府與市場關系
“強政府+強市場”可糾正市場失靈減少政府失靈
南方日報：在我國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的大背景下，我們應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陳云賢：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堪稱經濟學的“哥德巴赫猜想”，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決定了經濟學流派的分野。亞當·斯密強調市場的作用，反對政府對商業和自由市場進行干涉，由此創立了政治經濟學。梅納德·凱恩斯強調要發揮政府職能，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經濟學理論由此分化為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這兩大流派都把政府作為市場經濟體系外的一種組織來對待，而《中觀經濟學》提出了一個突破性的思路——將政府作為市場經濟中的競爭主體之一來研究，構建了中觀經濟學理論體系。
中觀經濟學以區域政府為研究主體，以中國乃至世界各國區域政府“超前引領”的實踐為邏輯起點，揭示區域政府的“雙重職能”，進而發現市場競爭具有企業和區域政府的“雙重主體”，最后得出成熟市場經濟所特有的“雙強機制”，這就是中觀經濟學體系構建的核心邏輯。
所謂“超前引領”，就是指區域政府充分發揮經濟導向、調節、預警作用，依靠市場規則和市場機制，運用價格、稅收、匯率、利率、法律等手段和引領組織創新、制度創新、技術創新、管理創新等方式，有效地引導投資、引導消費、引導出口，配置資源，從而形成領先優勢，促進區域經濟科學發展。區域政府之所以能發揮“超前引領”作用，源于區域政府所具備的“雙重職能”：一是“準宏觀職能”，就是區域政府代理國家對本區域的經濟加以宏觀管理和調控；二是“準微觀職能”，就是區域政府代理本區域的基本利益，與其他區域展開競爭。
于是，具有準微觀職能的區域政府和企業共同構成了現代市場競爭體系中的“雙重主體”。在“雙重主體”的強力驅動下，我們最終推演出成熟市場經濟的“雙強機制”，即“強政府”與“強市場”的有效結合：在發揮市場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的同時，必須構筑“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實現“雙輪驅動”。
由于區域政府既有“雙重職能”，又是“雙重主體”之一，因此，在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運行機制中，最佳的結構應該是“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或者說是“強政府”與“強市場”的有機結合。“強市場”可以有效配置資源，“強政府”可以營造和保護好市場環境，創新發展新理念，培育發展新動力，開拓發展新空間，創造發展新優勢：“強政府”不是為了代替“強市場”，“強市場”同樣需要“強政府”作保障。有了這樣的“雙強機制”，才能有效糾正市場失靈，減少政府失靈。
談雙重競爭主體
企業間競爭和區域政府間競爭形成發展“雙動力”
南方日報：人們通常用“大政府”“小政府”來描述政府作用發揮的邊界，隱含的邏輯是政府與市場是“你進我退，你大我小”的關系。您如何看待這種非此即彼的邏輯？
陳云賢：確實有很多人用“大政府、小市場”“弱政府、強市場”這種此消彼長的邏輯來描述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但在現實世界中，兩者關系并非如此簡單。比如，很多人說新加坡是“小政府，大市場”。從政府開支占GDP比重這一指標來看，新加坡的確是個小政府；但從新加坡制定產業政策進行超前引領、全面提供公屋、全民健保等公共產品的角度來看，新加坡政府又是個大政府、強政府。
事實上，如果認真考察那些在經濟發展中取得成功的國家或地區，盡管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其政府發揮作用的邊界有大有小，但他們在支持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和政府進行超前引領方面都是可圈可點的，都有一個“強政府”。新加坡是這樣，韓國是這樣，推行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德國也是如此。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持續快速發展，也在相當程度上得益于我們不僅有企業之間的競爭，還有區域政府之間的競爭，形成了發展的“雙動力”。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沒有“強政府”，“強市場”就不可能正常而高效運轉。“有為政府”+“有效市場”應該是我們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所追求的目標。
談“有為”的區域政府
區域政府的超前引領在不同階段有不同側重
南方日報：“有為”的區域政府具體應該怎么作為？
陳云賢：“有為”的區域政府要實現“超前引領”，必須明確其目標、基礎和手段。超前引領的目標是有效配置資源，促進區域科學發展；超前引領所依賴的基礎是市場，要依靠市場規則和市場力量；超前引領的手段包括財稅、金融、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
區域政府在經濟領域最重要的作為是要在促進經濟增長、推動城市建設、優化資源配置等方面進行超前引領，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引領內容。比如，推動經濟增長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側重。最早是在要素驅動上有所作為，在中國當時主要是靠控制土地供應來驅動；進入投資驅動階段后，政府主要是在提供基礎設施等公共產品上進行引領；當前，我國正逐步轉向創新驅動的全新發展階段，此時政府引領更為重要。以美國為例，表面上，美國是奉行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市場經濟國家，好像是一個“弱政府，強市場”的組合。實際上，無論是冷戰時期的太空計劃，還是現在正在開展的“腦計劃”，美國政府對科技創新的超前引領作用都十分突出，政府的科研投入和政府采購發揮了至關重要的先導作用。
在資源配置的引領方面，廣東順德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案例。改革開放之初，順德既不是特區，也不是大城市，而是一個農業縣域，當時的縣委、縣政府借改革開放的東風，提出“五子登科、工業立縣”的發展戰略，如火如荼地發展鄉鎮經濟，搶得發展先機。到上世紀90年代，順德在產權改革方面又先走一步，使整個產業的發展跟市場經濟有效結合，促進了民營經濟的發展。2005年，我到順德當區委書記一年后，針對順德經濟高度依賴于美的、格蘭仕、科龍等三大家電企業、抗風險能力嚴重不足的問題，著力推動順德開展區域經濟結構調整，增強抗風險能力，提出了“三三三”產業發展戰略。即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調發展；在每個產業中，至少扶持培植三個以上支柱行業；每個行業中，至少扶持培育三個以上龍頭企業，使行業鏈條壯大。得益于這一戰略的順利實施，順德經濟成功經受了國際金融危機等一系列嚴峻挑戰，目前經濟社會發展繼續走在全國同類區域前列。
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建議在廣東自貿區建人民幣離岸業務在岸交易結算中心
南方日報：“新常態”下區域政府該如何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發揮更好的引領作用？在這方面您有何建議？
陳云賢：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區域政府應該在提高稅收利用效率的前提下，為企業提供良好的技術服務、人才服務、資金服務、文化氛圍、創新扶持、政策引導、基礎設施，并打破有礙市場競爭機制的一切障礙，區域政府之間的競爭也應該圍繞這些方面展開。
剛剛我們談到建設“有為政府”關鍵要用好財政手段、金融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我想重點談一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金融體制改革問題。當前，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高居全球第二位，匯率波動調整影響巨大，要求我們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穩步推進匯率改革。為此，我建議有關部門可以考慮建立人民幣離岸業務在岸交易結算中心，把它作為支撐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支點。從國際經驗看，美元在國際化進程中由美聯儲建立了IBFs（International Banking Facilities，國際銀行便利），在美國本土從事國際存貸款等離岸美元業務，吸引離岸美元回歸并加強管理，這一舉措促使美國離岸金融迅速發展；日本參照美國經驗，在東京設立JOM（Japanese Offshore Market，日本離岸金融市場），在日元國際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建議在上海自貿區和廣東自貿區開展人民幣離岸業務在岸交易結算中心試點，以此推動我國向服務貿易和資本大國轉變，并在深化金融體制改革中起到示范作用。